“三夏”过后，就该收公粮、余粮了。
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刚包产到户没几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风调雨顺，粮食产量连年丰收，家家都是大囤尖来小囤满，而国家对粮油市场还没有放开，实行的还是统购统销政策，政策的不配套使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卖粮难，怀川乡也不例外。
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乡党委、政府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着手安排部署，多次召集农技、粮站、工商、税务、财政、信用社、派出所等负责人及乡村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收公粮、余粮有关事宜，最后议定此项工作由乡政牵头，粮站具体实施，各部门协作配合，各村交粮顺序按照先近后远，先大后小，先平原后山区的原则排列，依次进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收粮前乡里召开了乡村两级会议进行紧急动员，会后乡领导和乡全体机关人员深入到村分别做工作，并让各村委签订了承诺书。工作不能说是不细、不实。
但到交粮时还是出现了问题。交粮的第一天人们还能按照乡里安排的顺序依次进行，到了第二天秩序就有点乱了，很多人都纷纷托亲戚求朋友找关系，为的就是早些时间将粮食交了，地里的活不等人啊。这就引起了那些没有关系的人的不满，但这种不满是放在肚里的是私下里咕哝的，毕竟不是多大个事，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好拉下脸认真计较，要不怎么说庄户人家宽厚，他们不但不计较表面上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这使那些找关系交了粮的人感觉特别显势特别戆脸，说话都比平时有底气声气足，到后来就演变成谁能找熟人先交了粮就说明谁有路子谁有本事，这种心理态势助长了人们疯了似的找关系。
这种状态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最一开始是轮到那个村的人找人先交，后来发展成没有轮到的村的人也想办法找人先交，人们看到交粮并不是严格按照原定的顺序依次进行，再说往年发生过交迟了交不上粮的事，所以谁都想早交早心净。山上的、平原的、大村的、小村的，甚至两县两乡交界的边方村的人，都纷纷开着小四轮、赶着毛驴车、架着木板车，担着大箩筐，车水马龙地聚集在乡粮站门前，交粮的队伍足足排了有一里多长。头两天卖粮的人还早去晚归，但看到卖粮的人那么多，谁也唯恐落后了，就争先恐后的早早来到粮站排队，有的半夜两三点就赶来了，那些路远的、从山上下来的干脆晚上就不回去，反正这时正是夏季，在地上铺一条席子，或靠或躺在车边眯一下就行了。小商小贩们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凑，卖肉丸的、卖包子的、卖凉粉的、卖冰糕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这几天乡里一直在做疏导工作，但效果甚微，为了维持好秩序，乡党、政一把手吃住在乡里坐镇指挥，其他班子成员轮流带班，领着机关人员亲临卖粮现场执勤。为了以示区别，乡干部每人胳膊上带了一个印着“执勤”两个黄字的红袖套，人群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着红袖套的身影，那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红袖套”，只要哪里发生了情况，有人一声喊“红袖套”， “红袖套”就会出现在那里。
史玉林带着红袖套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因他是刚参加工作，所以做的格外地认真卖力，他不停地巡视着吆喝着，一刻也不消停，几天下来他和七里八村的人就都很熟识了，没事的时候就和他们坐在一起拉呱（拉家常的意思），有位农民很热情地掏出旱烟袋招待他。这种烟袋是用本乡的小竹杆做的，有大拇指粗细，前边带着桃核一样大小的竹根，上面用烧红的铁条烙个窟窿，与竹竿相通，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吸烟用的都是这个，也有的地方很形象地把它叫做烟枪，他们把烟草直接按在烟袋的窟窿里，然后用火柴点着，就着竹竿美美地吸上几口，一直吸到肺腑里吸到胸腔里吸到骨髓里去，然后再把肚里的心里的肺里的胀气馕膀气悠悠地吐出来，觉得特别畅快特别提神。饭后一袋烟赛似活神仙，这些农民可以三天无饭不可一日无烟，宁可没有老婆也不能没有烟袋，烟袋是农民用来解乏提神消遣的重要工具，它已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象伙伴一样不离须臾地追随着它的主人。这么重要体己的东西我肯与你一起分享，不是一锅倒勺的自家人，不是磕头碰脸的兄弟，不是打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伙伴，不是吃喝不论的的朋友，谁肯。所以在农村谁让你吸他的旱烟袋，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才肯这样做的，你想想一根烟袋在你我的手上、嘴上传递着，那种气息相通骨肉相连的象征意义，怎么想怎么都象握手、亲吻的感觉。这时候你千万别不接，不接你就是不把他当自己人看，你就是端着给他摆架子，你就是看不起人，他嘴上不说什么心里会恼你一辈子，林站站长“老古头”至今一直与乡里的人、村里的人隔着，不能打成一片，据说很大原因就是他不吸烟不喝酒造成的。想到这里，史玉林赶忙接过烟袋，但他拿烟袋的姿势很笨拙，一看就知道是不会吸烟的人，他不得要领的把烟杆唚在嘴里，让他烟的农民殷勤地给他点上烟，然后憨厚地笑着用鼓励的眼光望着他，史玉林微微地闭闭烟，猛地吸了一口，浓重的烟草味呛的他喉咙发紧，口腔干辣，他忍不住大口地咳了一声，一口浓烟就从他嘴里吐了出来，受此启发以后他再遇到农民让烟，就毫不推拒地接过来，但烟只在他嘴里打个滚就出来了，真正吸进去的很少，但他后来却慢慢地吸上了纸烟。
那位农民看他将烟吸了下去，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问：“小兄弟，这是第一次吸烟吧？”
史玉林点点头，他问那个农民：“你是哪个村的？”
那个农民说：“俺是大王庄的。”
“你和王奎、王桂兰一个村的，我包的就是你们村。请问老兄你贵姓？”
“也姓王，叫王全明，王在我们村是大姓，姓王的占百分之九十多，其他都是小姓，别看我还没结婚，论辈分王奎还得喊我叔，王桂兰是我姑，亲的。”
“她做过手术现在怎么样了，没落下什么毛病吧？”
“农村人哪有那么娇贵，早下地干活了。”他看着史玉林问：“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那个动员我姑做手术的史玉林吧。”
史玉林点点头。
“我听俺姑说过你，她说你朴实能干，说你们公家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你姑很明事理的。”
“是的，我姑其实人很好的，爽爽快快刚刀利水，就是在这件事上做的有点过，让你们笑话了。”
“没什么，人都是不能脱俗的，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转的，什么都要有个过程。”
“难得你这样理解人。小老弟，你家是哪地方的？”
“我是景阳乡史庄的。”
“离咱乡不远，你村有个叫史玉琴的，你认识不认识？”
“史玉琴是我姐。”
王全明左右端详着史玉林说：“怪道我觉得你有点面熟，你们姐弟俩长得真带气。我和你姐是同学，她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头几名，高考时只差了几分没考上。她后来又复读来没有？”
“没有，我家条件不太好，她是老大，又是女孩，父母就没让她再复读。”
“真是可惜了。”王全明惋惜地摇摇头。
“谁说不是呢？”姐姐不能上学的事一直是史玉林心中的结，提起它他就感到黯然神伤。
“你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姐姐下了学就一直在家劳动，没再出去过。”
王全明若有所思地“奥”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
这时远处传来高高低低的争吵声，史玉林站起身向远方看去，看到乡粮站门前了挤了很多人，那里一片骚乱，史玉林对王全明说：“我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王全明说：“我和你一起过去，看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没有。”然后给排在他身后的人交代了一下，就和史玉林厮跟着急急地走过去。
史玉林和王全明来到乡粮站门口，只见这里的人已挤成一疙瘩，水泄不通，可远远近近的人还在往这边围拢，人们高一声低一声低议论纷纷。
原来这里发生拥堵现象是因为粮站压等级。
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多了也不值钱，那几年连年丰产，粮食过剩，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卖粮难，但粮价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不能动，明着不能降价，就来暗的把粮食等级压下来，该是一级的压成二级，这样一斤就差几分钱，粮食价格自然降了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得到了实惠，吃亏的却是农民，在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套购国家粮食现象，就是低价收购高价卖出，之间的差价中饱私囊。农民对于找关系提前交粮的事还能容忍，但对于粮站压等级的事就不能容忍了，虽然一级和二级也就差几分钱，但隔不住积少成多，一斤几分钱，十斤几毛钱，一百斤几块钱，一千斤就是几十块钱，二千斤就是一百多块钱，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年工资了，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如何叫人不计较。
所以每年这时候乡粮站的人特别吃香，那时乡粮站验粮全凭收粮的人上下嘴片一张嘴，验粮的人在大竹筐或大麻袋里上下翻腾一下，看一下杂质，感觉一下干湿，然后我说你一级就是一级，我说你二级你就是二级，全凭直观感觉。为了让收粮的人松一些嘴，验的等级高一些，人们想尽各种办法，但因粮食等级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经济利益，甚至部门或个人利益，因此收粮的人的嘴咬的很紧，不是打个招呼陪个笑脸说句好话就轻易能撬得动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松动的。验粮的标准越有弹性人为的可操作性越大，政策把握得越紧越是有特权，谁都想打个招呼陪个笑脸说句好话，其实这样做是根本不管用的，甚至卖盒烟是香烟或者拿点瓜果也就是花生核桃糖买贿一下，因此收粮的人很牛，但不论他们多牛终归也是人，是人就脱不了人情世故，他们也有至亲也有好友也有恻隐之心也难免有贪欲之念……这时候他们的嘴就会松动一下，这就分出薄厚来了，几天来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嘟囔在嘴里，就差嚷嚷出来了。
有个从山上下来买粮的中年农民，他拉着架子车排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队，一步一挨好不容易轮了到他，验粮员在他的粮袋里草率地抓了把麦子用眼轻轻一瞟就对过秤的人说：“二级。”
那位农民赶忙按住粮袋，他央求验粮员说：“你再好好给看看，你在好好给看看。”一边说着一边就把粮袋口敞开到最大，好让验粮的人看得清楚一点。
验粮员板着脸看都不看这位农民，他仰仰脖子不耐烦地说：“下一个。”
验粮员的态度激怒了农民，他掂起粮袋更近地往验粮员跟前一墩说：“你再看看，俺的粮食收拾的干干净净，你凭啥才给俺验个二级？”
“你说你的粮食干净，我说你的粮食不干净，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给你验个二级就得过你了，你还咋着。”
那位农民一脚把自己的粮袋蹬翻，里面的麦子倒了出来，他气哼哼地说：“咋着，俺就让大家伙都看看俺的粮食是好还是赖。”他还一不做二不休，他掂起旁边一袋粮食往地上一倒说：“这是刚才俺前边一个人卖的麦子，被定为一级，俺看看俺的麦子和他的差哪去了。”
地上被定为一级的麦子粒扁色灰，麦芒杂质很多，而山里农民的麦子粒粒饱满，干净利亮。两袋麦子一对比，泾渭分明，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积聚在人们心里的不平不满之气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大家纷纷起哄指责验粮员，有的说他眼珠子掉到地上了，有的说他的良心让狗扒吃了，还有的说他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众怒难犯，唾沫星子打死人，验粮员被说的脸一赤一红，他恼羞成怒地抓住山里农民的衣领，山里农民也不示弱，撕扒着就和他扭在了一起。
大家起哄：“没理还占三分，竟敢动手打人，太欺咱农民了，打他！打他！”其中也有在一边看笑话扇风点火的，还有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火上加油的，反正是人群中一片喊“打”声，有几个乡间的野小子没事还想生非，正愁手痒痒没处下手呢，所以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正在这千均一发之际，史玉林赶到了，有人喊：“红袖套来了，让红袖套评评理。”
那时人们还是比较信服乡干部的，尤其是在解决群众卖粮难问题上，乡机关干部几乎是全体出动，每天没黑没夜地陪着群众一起忙。乡粮站和乡政府仅一墙之隔，这几天乡人民政府真成了“人民政府”，卖粮的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谁都可以到乡里的厕所去“方便”，谁都可以到乡里的水龙头下去洗洗脸冲冲脚，乡政府大门楼下午间、晚上蹲满了歇晌凉快的人。门岗怕不安全，曾建议乡领导收粮期间关闭大门，乡机关人员上下班走小门，乡党委书记、乡长说：“咱好赖也是一级人民政府，咱们不但不能撵群众，还要敞开大门欢迎农民兄弟，尽可能地给群众提供方便。”乡机关专门成立了后勤服务组，负责打扫院里及厕所的卫生，并在大门楼下设置了一个茶水炉， 24小时免费供应开水。这一切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乡里执勤的人都戴着红袖套，所以群众就亲切地喊他们“红袖套”。
史玉林戴着红袖套挤在人群里特别显眼，人们给他让出一条道，他和王全明走到对峙着的两个人面前，史玉林看验粮员也就十八、九的样子，就拽着他一只胳膊说：“这位小老弟，你松松手，咱有啥话好好说。”
其实验粮员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心里也很害怕，只是表面上硬撑着，这时正好史玉林出来拦架给他了一个台阶，他就悻悻地率先放了手。王全明也走上前去拉着那位山里的农民的手说：“这位老哥，消消气，抽袋烟。”说着就递上自己的小烟袋。那位农民松开手，接过烟袋蹲在地上抽烟。
但这事并不算完，验收员说那位农民妨碍公务，寻衅闹事，不依法惩处就不收粮。那位农民说验收员验粮不公平，不给个公道就不拉倒。两边僵持着，卖粮的群众等不急了，就喧哗起来，眼看又要引起骚乱，这时乡里其他的“红袖套”围拢了上来，有人怕事态扩大，还叫来了乡长，乡长对验粮员说：“先收粮，今天的事回头再说。”可验粮员就是不动，嘴上还说：“不处理这事，哪怕把我开除了，我也不收。”验粮员之所以敢这样说，他知道乡长开除不了他，乡粮站属于粮食系统，乡里管不着他。那位农民一听这话气愤地把烟袋灰往地上一嗑，还给王全明，站起身来抓住验粮员：“你验的啥鸡巴粮，好的你验成坏的，坏的你验成好的，你还让处理我，我看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两个人就又扭在了一起。
乡派出所的民警闻讯赶来，乡长对着几个民警说：“给我带走，问清楚了再说。”然后对史玉林说：“你协助派出所办理。”
乡派出所就扎在乡政府大院的一个小挎院里，几个民警将两个人押到了所里，坐在穿着公安制服的民警面前两个人都有点蔫，以乡派出所所长为主对他们进行了审询，随着法制化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性化的逐步完善，现在把这种非正规化的调查取证叫询问。在询问期间史玉林一直坐在一边旁听。
派出所长人称“黑老张”，他虎着一张脸问验粮员：“你叫啥名，今年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加工作？”
验粮员看着他的脸，吓得声音都有点变了，他颤着声音说：“我叫崔巍， 18岁，今年刚参加工作。”回答后他六神无主地要求要给他爸爸打一个电话。
“黑老张”说：“你以为这是在你的家里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崔巍：“你看你啥样，花衬衣、喇叭裤，长头发、箍乱毛（卷发），男不男，女不女，象流氓一样，你父母也不管管你，要是我的孩子，我一天打你三顿。”
听着“黑老张”的话，史玉林想笑可没敢笑出来。
派出所长继续审问崔巍：“你把当时的经过说说，要老实交代，不然我从重处理你。”
崔巍就老老实实将当时发生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崔巍说他收的被定为一级的粒扁色灰、麦芒杂质很多的麦子，是他老姨家的，被他放在一边，是想收点好的兑换一下。他指指他身边的农民说：“他的麦好，我把他的定为二级正好顶上我老姨的。”
“你这不是狐仙给主家捞东西，裕一家，害一家吗？就根据你交代的事实，定你个依职谋私一点也不过。”
接下来“黑老张”又审讯了那位农民，但对这位农民他的态度就相对地缓和了许多：“你叫啥名，今年多大了，哪个村的？”
“俺叫孬蛋，官名杨得喜，今年二十六了，俺是山上杨树坪的。”
“你也说说事情经过。”
杨得喜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说：“俺山上十年九旱，好不容易盼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俺家总共十几亩地，加上自己开的荒地，都种了麦子，全部丰收了，为了卖个好价钱，俺一家老小九口人，起早贪黑地在麦场上晒、簸、挑、摋，整整忙碌了大半个月。临出门俺娘还交代俺，咱一家人忙碌半年不容易，你见了人家收粮的人，说话不敢直里耙叉，要瓤和一点多说点耐听的，不敢给人家呛茬，可我一急把俺娘的话全忘了。”杨得喜说完后表情很沮丧。
听了杨得喜的话，崔巍露出了愧疚之色，他偶抽着脸低下了头。
看崔巍这样，“黑老张”的语气也彻底地平和了下来，甚至有点苦口婆心，这使史玉林看到了“黑老张”的另一面，他说：“崔巍做的事虽然不对，但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不对你可以向乡里反映，不应该随便动手。”
“是他先动的手。”
“俺知道，第二次，就是当着乡长的面，是你先动的手，你知错吗？”
“俺知道错了，以后俺再也不打架了。”
“黑老张”问崔巍：“你呢？”
“俺也知道错了，以后一定不再犯了。”
“黑老张”满意地点点头：“你们说怎样处理这件事？”
杨得喜说：“俺娘说得让人处且让人，干公家事也不容易，他又没吃谁喝谁，他为的是他老姨，俺认为情有可原。俺不想让追究谁，就想让把验错的粮食纠正过来。”
崔巍抬起头看了看杨得喜，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黑老张”问崔巍：“你呢？”
崔巍小声地说：“不论怎样处理都行。”
“好。事情都弄清楚了。”他转身问史玉林：“你还有啥要问的吗？”
“没有。”
审讯到此结束，这期间一直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做着记录，所长让崔巍和杨得喜分别在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